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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粤海未能忘 击水珠江遏飞舟

  1926年5月,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由任所长。图为广州农讲所旧址。

  坐落在繁华闹市区里的广州农动讲习所格外引人注目:两株高壮英武的木棉树,并排拱卫在农讲所的牌坊前,鲜艳的英雄花,与树下朱墙黄瓦的古院落相映生辉。90年前,来自全国各地327名革命青年,于北伐战争前夕聚集到这座位于中山四路42号的庭院,接受革命教育。当年农讲所的主持者是年仅33岁的。正是在这里,他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民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骨干。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在1949年与柳亚子的和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追叙了二人共品佳茗的情景,寄托了他对在粤岁月的深厚感情。纵观他的一生,主要有11次来到广东。其中,多次适值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在中共早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三次前来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参与确立、发展、巩固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农动骨干。尤其是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八次南下广东,多次畅游珠江,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在广东,他作出了有关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诸多决策:修改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设想;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可以说,有关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很多与广东息息相关。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实习生 蔡旭珠 赖盼闻 张雪君 摄影(翻拍):南方日报记者 王良珏

  闹中取静的恤孤院路,在广州市越秀区显得独具一格,林荫清凉、红砖隐现,掩映其中的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是中共“三大”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浮雕墙,九位“三大”代表正围坐在长桌旁开会:身着米色西服的陈独秀站立演讲,时年30岁的则穿一件浅蓝色中式长衫,手执毛笔,侧耳细听。

  广州是国内建立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员加入、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曾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尤其反对工人加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主张“一切工作归”。

  则积极赞成同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批评了不愿积极同合作的错误观点,同时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的观点,主张保持的独立性。

  除了在会上积极阐述意见外,还积极主动与其他代表交谈看法。特别是耐心劝导蔡和森支持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主张。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认为,的观点当时代表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会议最终通过议决案,决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三大旧址的西侧,新河浦路22—26号,坐落的是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在这栋仿欧风格的洋房二楼,“三大”闭幕后选举产生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担任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根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东山洋房曾在广州名噪一时,抗战期间毁于日军轰炸。因此,建国后,三大会址究竟在东山的何处一度成谜。直到1972年10月,年逾七旬的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请来寻访旧址,当他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徐老精神一振,立刻指认出这幢洋楼隔街正对的春园就是当年会址,原来楼顶正面的“1922”字样,是大多外省代表认路的路标。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5号的一座高耸钟楼,在两岸民众心目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92年前,在这座占地2600平方米的钟楼礼堂内,由孙中山主持,国共两党精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三大统一党内意见后,1924年1月20日,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一大,参与改组。

  在会议期间,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他多次针对内的观点发言申明主张。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对员加入持排斥心理的,在讨论章程时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场驳斥,也积极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廖仲恺等代表起而支持。结果的提案被否决了。在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根据各政党选票比例,来分配议员席位的名额,意图保护内占少数的地位。

  当即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最终得到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在会上的表现,也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及其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提名交付大会表决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他最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在广州中山四路42号的大院里,石雕、木刻、陶瓷、彩塑,无不见证着历史风云。90年前,正是在这座曾为孔庙、后又为“番禺学宫”的古建筑群中,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民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骨干。

  很早就关注并研究农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人彭湃等倡议,以名义开办了农动讲习所,兼任第五届的教员。1926年5月3日,随着全国农动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由任所长。

  “农讲所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典范。”农讲所旧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王国政说,农讲所的旗帜被称为“犁头旗”,是党旗与犁耙形象的合成,形象地表明了国共合作的深意。

  王国政说,最初五届农讲所主要培养了广东、广西、湖南等8个省的农动骨干,而第六届农讲所有学员327名,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成为培养全国农动骨干的学校。

  的办公室也在大门的东耳房。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板床,三把椅子和一个书架,最显眼的要数一对存放衣物和书刊的竹箱。

  王国政介绍说,在主持农讲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要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材料,被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农动大王”——彭湃的《海丰农动报告》也收入其中,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纪念馆内的草坪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单杠架子。王国政介绍说,在的要求下,当年的学员们过上了完全军事化的生活:身穿军装,脚穿草鞋,轮流站岗放哨,起床、睡觉、集队都听从军号行事,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

  由于许多学员来自北洋军阀统占的北方,开展农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这些学员,颇费苦心,“他为每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都取了外号,在书信往来中用以指代,避免他们暴露身份。”王国政介绍。

  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纷纷回到原籍领导组织当地农动,“与前五届讲习所颁发毕业证不同的是,这届学员每人颁发了一枚‘中国农动讲习所证章’,证章背面刻有名字和编号,这也是出于保护学员的目的。”王国政说。

  在王国政看来,正是农讲所的经历,让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农动讲习班,1927年在武昌办的中央农讲所,在办学目的、办学方针上也都与广州农讲所一脉相承。据统计,大革命期间,农讲所培养的学员动员了总计900多万农民。”

  王国政说,在现存的农讲所文物中,有三件与有关。“一件是在农讲所使用过的砚台,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另两件是的两封亲笔信,说的是学员的分配问题,目前收藏在台湾党史研究室中。”

  与视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在杨建伟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来广东视察,每一次都带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都是带着问题来,经常找人谈话、调研工作。”

  “此前一个月,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杨建伟说,调研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了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

  《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利用外资的问题。在杨建伟看来,广东毗邻港澳,属于面向资本主义的前沿,毛主席来到广东,就有研究利用外资构想的意味。

  去地方调研通常乘坐火车专列,很少乘坐飞机外出。他曾说:“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但为了这次调研,他在解放后首次破例乘坐飞机,这次飞行启用的也正是新中国的飞行员。

  当时广东刚刚成立华侨投资公司,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希望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来广州,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要迅速作好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同志向作口头汇报。

  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即今“珠岛宾馆”)旁的船上,在仔细听取了汇报后,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有顾虑时,明确表示: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积极的政策。

  这也是在解放后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构想。结束广州之行时,还不忘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在粤视察期间经常带头深入一线年初,为了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并直接领导了粤湘浙三省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在开幕式的讲线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杨建伟认为,的这次广东调研,是对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情况的视察。

  2月13日抵达广州后,很快便接到了中央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调查纪要》是调查组赴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调查后写出的。其中指出,新兴县里洞公社是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的合作社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等情况。

  《调查纪要》提供的情况和分析,引起了的重视。他察觉到,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没有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为了系统地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广东省委陶铸挂帅。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主持召开了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印发了他在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各级书记要“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

  会议结束后,又紧接着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特别要求与会同志要讨论来自广东等地基层干部的意见。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农业六十条”最终被通过。条例的出台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新体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低谷。

  1960年1月27日至3月中旬 在广州主持编审《选集》第四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 在广州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

  “解放后毛主席来广东8次,我就负责接待了7次。”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在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每次来粤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闲暇时光本就不多。当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秘书处处长的关相生回忆说,老人家对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泳。

  1954年11月3日晚9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到达广州,这是解放后他第一次来广州。关相生还记得,在每天下午的会议空隙时间,毛主席常常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一直到11月24日,一般游两节,中间休息一次,然后再更衣回驻地小岛。”

  其实,很想畅游珠江。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当时广东省委组织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负责警卫安全的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薛焰给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

  但这并没有打消想在珠江游泳的念头。1956年第三次来广州时,显示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说服警卫人员下珠江游泳。

  关相生清楚地记得那段经历: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小船。在小炮艇的拖动下,小船徐徐离开小岛,向西溯江而上。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观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

  小船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里就是所熟悉的白鹅潭。待船缓缓停下,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中。

  在宽阔的江面上,时而侧游,时而仰泳,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后,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回到船上,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来船上阵阵笑声。

  从此,每次到广州,只要天气不是太冷,必定要下珠江畅游。“他一般游一小时左右,上船休息一次,饮杯龙井茶,吸支烟,再下水游一小时左右即上船更衣。船随后掉头返回小岛,有时也在船上吃顿饭。”关相生回忆说,白鹅潭、黄埔、二沙岛等河面毛主席都去过,哪里水急,他就越是喜欢往哪里钻。

  在这一年省委值班室的记录上,共下珠江游泳12次,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7次。也是这一次次畅游珠江之后,说服了所有劝阻他下长江游泳的人,决定到武汉去,实现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

  时至今日,一个情景依然让关相生记忆犹新:有一次毛主席来游泳池,有人向毛主席介绍他说:“这是关处长,这次接待工作由他负责具体安排。”毛主席听后微笑着,伸出宽大温暖的手握着他的手说:“啊,关云长的后代,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谢谢你们了。我们游泳去。”

  杨建伟: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宝之一,是我们党总路线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三大,就是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北伐战争的向前发展。

  南方日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任职期间发挥了哪些作用?早期在机关的工作经历,对的人生和中国革命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建伟:在任职期间的主要贡献是在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促使的工作成效产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对于宣传国民革命理念,在舆论上推动大革命、北伐顺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使毕生高度重视舆论工作。

  其次,在的推动下,在人的竭力组织动员下,地方组织也开始快速扩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也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组织基础。

  对于而言,在的工作经历也使他认识到:内的派系斗争现象突出,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其中可以作为将来联合的力量,这在后来的西安事变、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1949年的新政协会议等事件中,与民盟、民革等友党开展的合作中均有所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在与的合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发生以后,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就是一定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统一战线年的八七会议上,更是鲜明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应该说,这与他早年在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杨建伟:在早期的中国人中,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革命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也不同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这种不同集中体现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如何保证主要由农民构成的中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总结出依靠思想建党。农讲所的实践就是通过灌输革命思想,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培育中国的革命力量。大批农运骨干回乡后积极组织农动,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不仅让加深了对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的认识,而且为“思想建党”原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杨建伟:解放初,鉴于广东的自然条件,以及传统的商业、轻工业优势,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中,赋予广东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出口创汇的重任。对于解决吃饭这种头等大事和加强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广东视察时,曾提出要重视发展沿海工业,并指出,“认为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广东开始结合自身优势,逐渐加强特色工业的发展,广州等城市也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城市,并推开了广东的“小三线”建设,广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杨建伟:1955年,在广州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还把广东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选进书中。应该说,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广东十分积极地探索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坚定了通过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推动了农村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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